关税风暴下，哪个外贸大省更“抗打”？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外部冲击有了更为清晰的定性，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表明面对4月初美国实施的超高水平“对等关税”，中国不会选择妥协退让，而是稳住宏观经济大局，并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近期，券商分析师也密集产出研报，从不同角度解读关税动向及影响，如“关税冲击”的行业脉络，关税对冲政策的核心逻辑，财政应对关税战的具体举措建议，关税对外贸大省的影响及其应对等。

坚决采取反制措施

今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外部冲击有了更为清晰的定性，即“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为此，会议提出，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同时强调，“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行径”。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表明面对4月初美国实施的超高水平“对等关税”，中国不会选择妥协退让，而是要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在国内，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稳住宏观经济大局；在国际层面，则联合多方力量，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分析师们从不同角度不断跟进并解读其动向。

华北某中型券商分析师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市场将关税视为主导全球整个大类资产走向的核心关键因素，包括特朗普的政治是否具有延续性，可以说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变量因素。市场对关税的关注度也特别高，自然也会成为券商研究的热点。

梳理关税冲击行业脉络

特朗普2025年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进入新一轮升级阶段。围绕关税相关领域，券商首席们都关注哪些研究角度？

行业方面，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关注“关税冲击”的行业脉络。他表示，从出口与营收的视角来看，综合考虑直接出口（企业自身出口）和间接出口（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实现的出口），消费品行业的“含美量”相对较高。在结构上，文教体娱、消费电子等行业主要依赖直接出口，而纺织业、电气机械等行业则更多依赖间接出口。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含“美量”较高的行业在制造业投资中的占比也较高，例如消费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

在赵伟看来，从就业视角出发，“含美量”高的行业就业依赖度和劳动报酬分配倾向均较高。结构上，消费电子、服装行业以直接依赖为主，纺织、电气机械业更多是间接依赖。

国泰海通证券宏观研究团队关注各行业面临多少关税。其研报显示，美国对华加征的税率有芬太尼关税20%、对等关税125%和部分产品关税。考虑到豁免，现美国对华实际有效整体税率为121.5%。各类产品税率可大致分为三档：税率低档，消费电子（20%至40%），主因是豁免于对等关税；税率中档，汽车及零配件、医药及化学品和矿产品（60%至80%）；税率高档，其他产品（高于120%），非豁免产品细类中被加征了145%，税率最高达到了245%。

增量政策逻辑逐渐清晰

政策方面，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关注关税对冲政策的核心逻辑。他认为，近期政策信号密集释放，增量政策的核心逻辑逐渐清晰：第一，外交工作是应对关税冲击的头等大事。“对等关税”的本质不是贸易，而是博弈。中美分别作为最大制造国和最大消费国，能否争取到更多第三方国家的支持决定了博弈的走向。中国与非美国家的外交成果将决定政策的目标，是对冲短期的出口下滑，还是应对长期的外部风险。

第二，以加强预期管理和流动性管理为代表的政策时效性强，预计将靠前落地。重要性高的政策需要配合财政加码，落地时点和出口数据走弱有关。

国泰海通证券分析师纪尧关注关税—技术限制双压下的政策突围。他认为，美国难以通过加征关税达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体系改革目标，预计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将成为下一阶段中美贸易领域的聚焦重点，出口限制、投资限制、科技制裁的广度和强度强于特朗普1.0时期。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关注财政应对关税战的具体举措建议。他表示，短期有必要积极扩大内需，根据形势需要追加财政预算，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坚决防范系统性社会风险，研究推出“中央房地产稳定基金”，优化化债政策推动地方政府以更大的能力和积极性应对关税战，中长期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外贸大省积极“闯关突围”

外贸是受到关税冲击影响较大的行业。本次政治局会议要求，“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在王青看来，前者主要是指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后者或意味着由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出面，设立定向支持外贸企业的金融工具，强化对短期内受到严重冲击的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可以看到，会议强调要多措并举帮扶困难企业，加强融资支持。

券商也注意到了外贸对经济的结构性冲击。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关注关税对外贸大省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关税风险下，主要外贸大省都在积极应对。在全国出口额几乎被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包揽”的情况下，观测五大外贸省的出口形势也成为“贸易冲突2.0”的一大风向标。

陶川表示，从出口产品多元化和对美出口依赖度的角度来看，山东的“抗风险”能力更强，而广东、上海、江苏就稍弱些；从内需对冲外需下行压力的角度来看，山东、江苏的空间更大，而广东、上海需要更多的政策予以支持。